鼠抗、嵌合、人源化、全人源,到底有什么区别?
2026/8/28 5:26:23 网站建设 项目流程

上一篇我们讲了一个核心判断:抗体人源化不是把一条鼠源抗体序列改得更像人,而是在降低非人源可变区风险的同时,尽量保住一个已经被实验验证过的分子表型。

这个表型包括什么?

不是只有 binding。

还包括它识别哪个 epitope,以什么角度结合 antigen,CDR loop 处在什么构象,VH 和 VL 以什么 orientation 形成 paratope,以及这个分子是否还能保持表达、稳定性和可开发性。

但这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:

如果人源化不是简单“mouse-to-human”,那么鼠抗、嵌合抗体、人源化抗体和全人源抗体之间,到底应该怎么理解?

这篇文章想讲清楚三件事。

第一,四类抗体不是一个简单的“从落后到先进”的等级表。鼠抗、嵌合、人源化、全人源,分别是在不同研发阶段解决不同问题。

第二,抗体形式的变化,不只是“人源成分比例”的变化,更是对 antibody framework 的不同处理方式。尤其到了人源化阶段,真正难的地方不是保留 CDR,而是保住 CDR 所依赖的结构背景。

第三,理解人源化,不能绕开 Vernier residues、VH/VL orientation 和 CDR structural context。因为很多时候,binding 和 function 的下降,并不是 CDR 序列变了,而是支撑 CDR 的 framework、重轻链取向和局部 packing 变了。

这篇文章不是想做一张概念表,告诉大家 mouse antibody、chimeric antibody、humanized antibody、fully human antibody 分别是什么。

更重要的是想说明:

这些抗体形式背后,对应的是不同的研发问题、不同的结构约束,以及不同的工程取舍。

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,先把几个常见术语说清楚。

鼠源抗体(Mouse antibody):通常指来源于小鼠免疫、杂交瘤等体系的抗体。优势是可以通过真实免疫筛选获得特异性和功能表型;问题是非人源成分较多,临床应用可能诱发免疫反应。

嵌合抗体(Chimeric antibody):保留 mouse VH/VL,将 constant region 换成人源恒定区。它降低了恒定区鼠源性,但 mouse Fv 仍然存在。

人源化抗体(Humanized antibody):通常保留 mouse CDR,将其移植到 human framework 上,并根据需要保留或恢复部分关键 mouse framework residues。核心难点是降低非人源风险的同时保留 CDR 构象、VH/VL orientation 和功能表型。

全人源抗体(Fully human antibody):可变区和恒定区均为人源序列,可通过 human B-cell、display library、转基因动物等方式获得。它从来源上降低非人源成分,但不等于没有免疫原性,也不能跳过功能和可开发性验证。

可变区Complementarity-Determining Region, CDR):抗体可变区中最主要参与抗原识别的高变区域。CDR 是抗体补位(Paratope)的核心组成部分,但它的构象依赖 framework 支撑。

框架区(Framework, FR) :位于 CDR 之外的可变区结构区域。它不仅是支架,还会影响 CDR loop 构象、VH/VL orientation、局部 packing 和抗体稳定性。

Vernier 位点:通常位于 CDR 下方或邻近区域的 framework residues。它们未必直接接触 antigen,却可能通过支撑 CDR loop、调节 packing 和改变 loop 位置影响 binding。

重轻链取向:指 VH 和 VL 两个 variable domains 的相对空间关系。它决定六条 CDR 如何共同组成 antigen-binding site,是影响 paratope geometry 的关键因素。

抗原结合表面:抗体上直接或间接参与 antigen recognition 的结构表面。它不等于 CDR 序列本身,而是 CDR、部分 framework residues 以及 VH/VL 空间关系共同形成的三维界面。

回复突变(Back mutation):在人源化候选中选择性恢复部分 parental mouse residues。它不是简单“改回去”,而是为了保留关键结构支撑、CDR 构象、VH/VL orientation 或 binding function。

人抗鼠抗体反应(Human Anti-Mouse Antibody, HAMA)人体针对鼠源抗体产生的抗体反应,是早期鼠源单抗临床应用中非常突出的免疫原性问题。

抗药抗体(Anti-Drug Antibody, ADA):人体针对治疗性药物产生的抗药抗体。ADA 可能影响 PK、PD、疗效和安全性,但需要结合滴度、持续性、中和活性和临床影响综合判断。

可开发性(Developability):指抗体能否顺利进入后续开发的综合性质,包括 expression、folding、aggregation、thermal stability、solubility、self-interaction、polyspecificity 和制剂适配性等。

鼠抗:最早解决的不是成药,而是发现

今天看鼠抗,很容易先看到它的缺点:非人源成分多,进入人体后可能诱发 HAMA 或 ADA,临床开发风险较高。

但在抗体技术发展的早期,鼠抗首先解决的不是“如何得到低免疫原性的治疗性抗体”,而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:

如何稳定获得一条针对特定 antigen 的 monoclonal antibody?

杂交瘤技术的意义就在这里。

小鼠经过抗原免疫后,会产生针对该 antigen 的 B 细胞。研究人员将这些 B 细胞与可以持续增殖的骨髓瘤细胞融合,就能得到既能分泌特异性抗体、又能长期扩增的杂交瘤细胞。

这让抗体研发第一次可以比较稳定地获得一条特异性单抗。

所以,鼠抗的价值不只是它有一条 VH/VL sequence。

更重要的是,它通常已经经历过实验筛选。它可能已经证明能结合 target,能识别天然构象下的 antigen,能在 cell binding 中看到信号,也可能已经在 blocking、agonism、internalization 或其他 functional assay 中表现出效果。

换句话说,一条 mouse mAb 不是一个抽象序列。

它是一个已经被实验看见过的分子表型。

这也是为什么在真实项目里,如果手里已经有一条 binding 很好、function 也不错的 mouse antibody,我们并不会轻易说:既然它不是人源的,那就直接丢掉,重新从 fully human library 里找一条。

因为重新找一条抗体,未必能识别同一 epitope,也未必能形成同样的 binding geometry,更未必能保留原来的 mechanism of action。

即使两条抗体都打同一个 target,它们也可能因为表位不同、结合角度不同、受体组织方式不同,最后产生完全不同的功能。

所以,鼠抗不是“不好”。

它只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,又留下了第二个问题。

它解决的是抗体发现问题,留下的是人体应用时的异源性和免疫原性问题。

嵌合抗体:先把 constant region 放进 human IgG 语境

如果整条 antibody 都是 mouse-derived,那么 variable region 和 constant region 都可能被人体免疫系统识别为非自身成分。

嵌合抗体,做的第一步很直接:

保留 mouse antibody 的 VH/VL,把 mouse constant region 换成人源 constant region。

这一步很关键。

因为 constant region 不只是“尾巴”。它决定 Fc 相关性质,也影响抗体在人体内的效应功能、半衰期和免疫系统交互方式。把 constant region 换成人源,可以明显减少鼠源恒定区带来的异源性,同时让分子开始进入 human IgG 的开发语境。

但嵌合抗体并没有解决全部问题。

因为它保留了完整的 mouse Fv。

也就是说,真正负责 antigen recognition 的 VH 和 VL 仍然来自小鼠。对于人体免疫系统来说,这部分仍然可能是非自身的,也仍然可能诱发针对 variable region 的免疫反应。

所以,chimeric antibody 的意义不是“已经完成了人源化”。

它只是把问题往前推了一步:

constant region 的鼠源性降低了,但 mouse variable region 仍然存在。

从工程角度看,嵌合抗体有一个重要优势:它对原始 paratope 的扰动通常比较小。

因为 VH/VL 没有被大规模替换,原本由 mouse variable domains 形成的 CDR 构象、VH/VL orientation 和抗原结合表面大体还在。对于早期 proof-of-concept、机制验证或作为 parental control,chimeric antibody 很有价值。

但如果目标是长期治疗性开发,它通常还不够。

原因很简单:mouse Fv 仍然是 mouse Fv。

人源化抗体:难点从“换恒定区”进入“换结构背景”

人源化抗体往前走了一步。

它不再只处理 constant region,而是开始处理 variable region 里的 mouse framework。

经典做法是 CDR grafting:保留 mouse antibody 的 CDR,把这些 CDR 移植到 human framework 上;如果亲和力或功能下降,再根据结构判断恢复一部分关键 mouse framework residues,也就是常说的 back mutation。

这个思路看起来很自然。

如果 CDR 是主要抗原结合区域,那么保留 CDR 就有机会保留原来的 paratope。如果 framework 换成人源,就可以减少 variable region 中的非人源成分。

但人源化真正变难,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因为 CDR 不是可以随便搬家的独立模块。

CDR loop 的构象依赖 framework。Framework 不只是一个“支架”,它会影响 CDR 的空间位置、loop 构象、side-chain rotamer、VH/VL orientation,以及抗原结合界面的电荷和疏水分布。

尤其是 Vernier 位点。

Foote 和 Winter 在 1992 年提出 Vernier zone 的概念,用来解释某些 framework residues 虽然不直接接触 antigen,却位于 CDR 下方或邻近位置,能够像“垫片”一样调节 hypervariable loops 的形状、大小和位置。

这类位点非常容易被低估。

因为如果只看 antibody-antigen interface,它们可能并不直接接触 antigen。如果只看序列比对,它们可能只是普通 framework residue。但从结构上看,它们可能正在支撑 CDR loop,影响 β-sheet packing,改变 CDR 的侧链朝向,甚至决定 paratope 的几何形状。

这也是为什么 CDR grafting 有时会失败。

表面上看,CDR sequence 没有变。

但它下面的结构背景变了。

原来 mouse framework 提供的 packing 消失了;某个 Vernier residue 被换掉了;VH/VL interface 的细微相互作用变了;重链和轻链的相对角度发生偏移;原本指向 antigen 的关键 side chain 旋转到了另一个方向。

这时,binding 下降并不奇怪。

因为抗原识别依赖的不是 CDR 字符串,而是整个 paratope geometry。

所以,CDR grafting 的正确理解不是:

保留 CDR,替换 framework。

更准确地说应该是:

尽量保留原有 paratope,同时更换它的结构背景。

这句话是理解人源化的核心。

一旦更换结构背景,原来的 binding 和 function 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结果,而是一个需要重新验证的假设。

为什么 VH/VL orientation 这么重要?

很多时候我们讲人源化,容易把注意力全部放在 CDR 和 framework 的局部位点上。但还有一个问题同样关键:VH/VL orientation。

抗体的 antigen-binding site 并不是单独由重链或轻链决定,而是由 VH 和 VL 两个 domain 共同组成。

CDR-H1、H2、H3 和 CDR-L1、L2、L3 不是六条孤立的 loop,而是在 VH/VL 配对后共同形成一个三维结合表面。

这意味着,VH 和 VL 的相对角度、距离和旋转方式,会直接影响 paratope 的整体形状。

如果 human framework 的替换改变了 VH/VL interface,即使每条 CDR loop 本身变化不大,整个结合表面也可能发生偏移。

原来能同时接触 antigen 上两个区域的侧链,现在可能距离不对;原来形成 pocket 的重链和轻链残基,现在可能开口变大或变小;原来一个关键氢键网络,可能因为 VH/VL 相对位置改变而断开。

所以,人源化时不能只问:

CDR 有没有保留?

还要问:

CDR 所依赖的 VH/VL 空间关系有没有保留?

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源化候选在序列上看起来很合理,CDR 也完整保留,但实验 affinity 仍然明显下降。

它不是 CDR “丢了”,而是 CDR 站的位置变了。

而抗体结合往往就是这样敏感。

一个 loop 偏一点,一个芳香侧链转一点,一个 VH/VL 角度变一点,最后都可能被 SPR、BLI、cell binding 或 functional assay 放大成非常明显的差异。

Back mutation 不是倒退,而是结构判断

在人源化项目里,back mutation 经常被误解成一种“改坏了以后再改回来”的补救动作。

这个理解太粗了。

Back mutation 更准确的含义是:选择性恢复那些对 parental phenotype 有结构贡献的 mouse residues。

有些 mouse framework residues 之所以需要保留,并不是因为我们舍不得把它改成人源,而是因为它可能承担了重要结构功能。

它可能是 Vernier residue,支撑某条 CDR loop,可能位于 VH/VL interface,维持重轻链配对角度,可能参与局部 hydrogen-bond network,可能影响某个关键 side chain 的 rotamer,也可能通过 packing 维持 paratope 的稳定形状。

如果这些位点被全部替换成人源残基,human-likeness 当然提高了,但原来的 binding geometry 可能被破坏。

这就是人源化里最现实的矛盾:

不是所有 mouse residues 都是风险,也不是所有 human residues 都是收益。

有些 mouse residue 是异源性的来源,需要尽量减少;但有些 mouse residue 也是原始功能表型得以成立的结构条件,需要谨慎保留。

所以,CDR grafting + back mutation 至今仍然有生命力。

它不是过时经验学,而是一套非常合理的工程先验:

已经验证过的 parental paratope 是宝贵信息,不应轻易破坏;但非人源 framework 又需要尽量减少,于是必须在 human-likeness 和结构保真之间找到平衡。

全人源抗体:从源头降低风险,但不是终点

再往前一步,就是 fully human antibody。

全人源抗体使用人源可变区和恒定区,可以来自 human B-cell、phage/display library、yeast display、转基因动物等平台。

它的优势很明确。

如果从发现源头就获得 human antibody sequence,那么非人源序列带来的免疫原性风险通常更低。它不需要把 mouse CDR 强行搬到 human framework 上,也不需要大规模讨论哪些 mouse framework residues 需要保留。

但 fully human antibody 不是万能答案。

第一,全人源不等于绝对没有免疫原性。

免疫原性不是只由物种来源决定。Aggregation、chemical modification、glycosylation、formulation、给药方式、给药频率、患者疾病状态和免疫背景都会影响 ADA 风险。

所以,fully human 只能降低一部分风险,不能保证没有 ADA。

第二,全人源抗体也不能跳过功能验证。

一个 fully human antibody 可能来源更“干净”,但它仍然需要证明自己能识别正确 epitope,保留正确 function,具备足够好的 expression、stability、solubility 和 developability。

第三,全人源路线不一定适合所有项目。

如果项目一开始就有合适的 fully human discovery platform,当然可以优先从全人源抗体开始。但很多真实项目中,团队手里已经有一条功能明确的 mouse mAb。它的 epitope、binding mode 或 mechanism 已经被实验验证。

这时,重新从 fully human library 里找一条“功能完全等价”的抗体,并不一定比对现有 mouse mAb 做 humanization 更低风险。

所以,全人源抗体不是人源化抗体的简单终结者。

它是一条重要路线,但不是所有项目的唯一正确路线。

四类抗体不是等级,而是 framework 介入程度不同

现在再回头看 mouse、chimeric、humanized 和 fully human antibody,就不应该把它们理解成简单的“从低级到高级”。

更合理的理解是:

mouse mAb 解决的是发现问题。它给了我们一条已经被实验筛出来的功能起点。

chimeric antibody 解决的是 constant region 的异源性问题。它保留 mouse Fv,把分子放入 human IgG 的语境。

humanized antibody 进一步处理 variable framework。它试图减少 mouse framework,同时保留 CDR 构象、Vernier 支撑、VH/VL orientation 和 parental paratope。

fully human antibody 则从发现源头减少非人源成分,但仍然需要面对 function、structure 和 developability 验证。

所以,这四类抗体真正的区别,不只是“人源成分比例不同”。

更重要的是:

它们对原始 binding structure 的保留程度不同,对 framework 的处理方式不同,面对的工程风险也不同。

嵌合抗体基本保留 mouse VH/VL,因此对原始 CDR 结构背景扰动较小,但 mouse Fv 仍然带来免疫原性风险。

人源化抗体开始替换 framework,因此可以降低 variable region 的非人源成分,但也最容易触碰 CDR 构象、Vernier residues 和 VH/VL orientation。

全人源抗体从来源上避免了 mouse framework 的迁移问题,但如果目标是复现某条 mouse mAb 的特定表位和机制,它又未必天然等价。

这就是为什么真实项目里不会只问:

哪一种抗体形式最高级?

而会问:

当前手里有什么分子?它已经证明了什么?我们下一步要降低什么风险?又绝不能破坏什么结构和功能?

全人源不是终点,低风险可开发分子才是终点

很多时候,抗体工程里的词会给人一种错觉:

mouse、chimeric、humanized、fully human,好像越往后越先进。

但真实研发不是这样。

所以,问题不应该是:

哪一种抗体形式最高级?

而应该是:

当前项目手里有什么分子?它已经证明了什么?我们下一步要降低什么风险?又绝不能破坏什么功能和结构?

当我们这样看,mouse、chimeric、humanized 和 fully human antibody 就不再是四个静态定义,而是四种不同研发处境下的工程选择。

这也为下一篇文章埋下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。

如果全人源也不等于绝对低免疫原性,如果 humanized 也不等于简单提高 human-like score,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追问:

为什么 human-like 不等于低免疫原性?

下一篇,我们就从 ADA、sequence、structure、aggregation、formulation 和 patient context 这些因素开始,把这个问题讲清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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